改变观念 对家中“富二代”孩子的教育

中国孩子：大人太“抠门儿”

　　我们家二十多年前开始的送红包的历史。当时两岸关系开禁，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姨妈从台湾来到北京，甫见面就小辈们一人一个红包。日后大家常来常往，给小辈送红包就成了规矩。等我们兄弟的下一代出生，这种“红包精神”也就继续传了下去。

　　本来，我一直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直到有一次听国内一位有钱的朋友说，他给自己的侄女买了很贵的礼物，竟被对方说“抠门儿”，因为那不是一流品牌。年轻人受惠于长辈，不仅不心存感激，还觉得人家欠着自己。这样的孩子日后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然而静心想想，一味抱怨后辈也不公道。在我1979年上大学时，父母一个月给二十五元的生活费，其实已经不错了。我却老大不高兴，觉得父亲一人月薪就一百七十，对我也太抠门儿了。

　　可见，我们这代人就是在向长辈伸手的价值观念中长大的。如今经济发展了，我们这代人成了社会中坚，更有能力给予孩子。而“伸手要钱”的价值观念，自然地从这一代人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下一代。然而红包、礼物的标准也随着水涨船高，不管我们自己觉得多慷慨，孩子还是像我们当年那样，抱怨大人们“抠门儿”。

美国孩子：感谢爸爸辛苦工作

　　在美国长大的小女，如今已经十岁。她很少向父母要东西，看到想要的东西，几乎从来不直接提出要求。我们则经常给她机会，让她设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想要的东西挣到，比如好好练琴以获得奖赏等等。有时她表现非常好，我们主动给她奖励，问她要什么，她能提出的多是几块钱的礼物。在商店试鞋试衣服，不管自己多么喜欢，我们只要说“太贵”、“没有减价”，她就毫不犹豫地把东西放回去。甚至晚上临睡前还向我致谢，感谢爸爸辛辛苦苦地工，让她能上钢琴课。她一个月仅一块零花钱，几年下来一分都没有花过，全存在银行里，号称要用来支付自己的大学学费。我自己从小向父母伸手的毛病，她一点也没沾上。为什么？

　　理性分析一下，孩子的品格还是养育的结果。我之所以没有把自己的毛病传给她，多少受益于能不时地从美国社会教育孩子的良好习惯中汲取营养。

让孩子有危机感

　　女儿在音乐学校中有个好朋友安娜，比她小两岁，但钢琴弹得出色得多。我们每次听安娜弹琴都要叹息：实在没办法，人家是天才！后来熟了才知道，安娜小小年纪，一天至少练两个小时，有时甚至超过三个小时。安娜的母亲南希是第二代的华裔，医生。她嫁了位德国工程师，两人生了三个孩子。为了孩子，南希的丈夫辞职当起“家庭主夫”。

　　南希和她丈夫，对孩子的关照无微不至。可是，他们严厉起来也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一次安娜迷上电子游戏，没有练够琴，南希竟在安娜开演奏会时拒绝棒场。她告诉我们：“我从小就对这些孩子们讲，长大想上大，那就学好功课去拿奖学金，我是不会给你们付学费的。”我们听了后暗暗为她的孩子叫苦：“你一个当医生的，年薪几十万。而奖学金绝大部分是根据经济需要给的，只有为数很少的奖学金是绝对按学业和素质颁发。这条路也太挤了。况且，老大安娜才八岁，难道还没上学就得为未来的奖学金操心？”不过，听她这么解释，我们也明白了安娜为什么弹琴能如此用功。比起我们的女儿来，她生活在一个富裕得多的家庭，但危机感却也大得多。

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最近安娜一家又上演了另一台戏—“做买卖”。南希计划明年夏天送安娜到德国学习音乐，而且要安娜现在的俄裔钢琴老师陪同去。不过，南希告诉安娜：“家里没有钱支付你老师的费用，你要想办法自己挣出来。”可怜的小安娜一急，决定把自己积攒了多年、也最为心爱的日式小橡皮出售给小朋友们。南希大喜，决定帮助女儿进行“企业扩张”，跑到玩具店讨价还价，以五十美分一块批量买下橡皮，再让安娜按一块钱一块的市场价推销。日后安娜一见我女儿，上来就是兜售橡皮。我们当父母的为人情所迫，已经先后买了三次。

　　卖橡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安娜才八岁，生活圈子还小。大家买了一次，就“需求饱和”。而且，一次成交就几块钱的金额，南希还要帮助女儿给买主准备感谢卡。我们每到周末就看见这母女俩提着一大箱橡皮在音乐学校的走廊里找买主，不禁暗笑：这可是人家的风险投资呀！一个年薪几十万的医生，陪着女儿兜售橡皮，一个小时挣三四块，收入不及最低工资线的一半。更不用说，批量买下的这么多橡皮，一半怕是也推销不出去，最后肯定要赔本。

　　南希是典型的成功职业女性。真要经营，想来她也有足够的智商不做这种赔本的买卖。她赔的本就是在女儿身上投的资。她要想尽办法让女儿从小就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甚至从父母这里也得不到。我很难想象安娜长大了会变着法儿向自己的父母要钱，她从懂事起就没有这个概念。

观念改变，从父母做起

　　我在《一岁就上常青藤》一书中，曾以自己在美国教育女儿的例子现身说法，强调父母向孩子传授正确价值观念之重要。有些读者则说我讲得太理想主义。毕竟我女儿是在美国社会中长大，我的教育方法不适合“中国国情”。对这样的批评，我并非不能接受。为什么女儿没有我小时候向父母要钱的坏毛病？一是父母这样教育她，二是整个社会环境对她这样潜移默化。她的朋友是安娜这样的孩子，她从这样的朋友身上学到的东西，只能强化父母对她传授的价值观念。但是，如果放在中国，她周围的朋友也许都是拿红包的孩子，可能聚在一起会比谁的红包最大。这样，父母再想让她辛辛苦苦地靠卖橡皮争学费，她就未必那么容易接受了。所以，“富二代”不仅是个家教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